無條件基本收入制

無條件基本收入制（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的想法非常簡單：一個國家中的每位合法居民，每個月都能收到足以讓他們生活在「貧窮線」之上的生活津貼。

姑且稱之為「單純滿足（no frills）文化上讓人有尊嚴生活的標準」。針對任何工作表現或其他種類的貢獻，這份津貼沒有限制條件，它是普遍發放的——不論貧富，每個人都能獲得。

發放的對象是個人，不是家庭。父母是未成年子女所領津貼（比起給成年人的要少一些）的監護人。

在普遍發放基本收入的同時，普及性的計畫——如提供服務而非現金的公共教育及健康保險——仍將持續，然而一旦無條件基本收入開始發放，其津貼已足以讓每個人過像樣的生活，因此大多數其他的再分配轉移機制——例如一般的福利、家庭零用金、失業保險、根據賦稅發放的老年津貼等——將被取消。

這意味著在已經透過各種特定方案的左拼右貼，提供慷慨的反貧窮收入補助的福利體系中，因為普及性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而提高的淨成本其實很有限。

由於生活基本支出已由 UBI 負擔，雖然各種因應特定需求而提供的補助仍將持續——例如，給殘障人士的補助——但在現行制度下都將減少額度。最低薪資的規定也將放寬或取消，畢竟如果所有收入事實上都成為可支配收入，那麼法律上也不需要再禁止低於維生水平的薪資。

當收取津貼成為每個人無條件可取得的權利，他們的稅將隨著超出基本收入的部分而增加，因此大部分的人遲早都有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成為淨貢獻者。長期來看，大多數人在生命歷程中時而成為淨受益者，時而成為淨貢獻者。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收入分配體制重新設定的重要基礎。我們將在第七章看到，在促進資本主義民主平等的轉型上，它有潛力扮演一定角色：貧窮被消滅；勞動契約會變得更具自願性，因為每個人都有退出的選項；

勞工與資本家的權力關係變得更為平等，因為工人實際上擁有無條件的罷工基金；由於生產活動不再需要提供參與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人們更有可能組成合作性社團，在市場之外生產商品及服務以滿足人類所需。

雖然最慷慨的福利國家中有一些不完全且片斷式的版本，一個基本收入的試行方案也在納米比亞這個貧窮國家中實驗性地推行，但目前尚未有國家真正採行這種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制。它是一個理論提案，必定會涉及某些關於其動態效應的推測。

因此，如果真的實行的話，提供太慷慨的基本收入或許不可行——因為各種濫用的效應可能會導致它自我崩壞。但是，誠如我稍後的論證，我們仍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它行得通，足以成為另一個可能世界的重要基石之一。

真實烏托邦

「真實烏托邦」的概念，擁抱了夢想與實踐間存在的張力。它深植於以下信念：實際可行的事物並非全然與我們的想像力無關，事實上，我們的願景形塑了它。自我實現的預言是歷史上一股強大的力量，雖然「有志者，事竟成」這種話或許過於樂觀，但事實上倘若失「志」，許多「事」就變得不可能了。

我們需要培養一種獨到的眼光，看出怎樣才能創造免於壓迫的社會制度，以幫助我們創造一種促進基進社會變革、減少壓迫的政治意志。儘管最終抵達的地方並不存在那樣的烏托邦理想，然而相信烏托邦理想的信念，對於推動人們啟程、脫離現狀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朦朧不清的烏托邦理想卻會讓我們迷失，驅使我們走上一條根本沒有終點的道路，或者更糟的是，讓我們墮入想像不到的深淵之中。人類邁向解放的奮鬥過程裡，除了「有志者，事竟成」外，還會遇到「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善意所鋪成」的情況。

因此，我們需要的就是「真實烏托邦」：建立在真實人性潛力上的烏托邦理想、有階段可達成的烏托邦目標，以及對我們改造不完美的世界、追求社會變革的實際任務能有所啟發的烏托邦制度設計。

社會制度能夠以促進人類福祉及幸福的方式被理性改變，這樣的想法其實有著漫長且備受爭議的歷史。一方面，各式各樣的基進人士認為，過去所遺留的社會安排模式並非不可改變的自然事實，而是可改造的人為創造物。我們可以重新設計社會制度，把威脅人類實現生活目標、追尋意義之願望的壓迫形式給消滅掉。創造出這樣的制度，就是解放政治的核心任務。

另一方面，保守人士經常指出，社會再造的宏圖幾乎總是以災難性的結局收場。雖然當前的社會制度或許稱不上完美，它們大體說來仍能服務人群。至少，它們為社會秩序及穩定的互動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當人們試圖讓社會規則及實作適應變動的環境，這些制度已在緩慢、日積月累的過程中逐步演進。這個過程與其說是按照有意識的設計來進行，不如說是在嘗試與錯誤中推進，大致說來，那些制度具有經得起歲月千錘百鍊的優點，所以才能延續至今。

這並不是說我們無法促成制度變革、或有意識推動制度變革，而是說這種變革本身必須非常謹慎、循序漸進，而且不應該採用全面改變現行體制的方式。對於刻意推動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意圖及非意圖效果之間的關係的意見分歧，位於這些備選觀點的核心位置。

保守派批判基進方案的論點，主要不是說基進派的解放目標沒有道德依據——雖然有些保守派確實也批評了這些方案隱含的價值觀——而是努力推動大幅社會變革，常難以控制其所造成的、經常是負面的非意圖效果，甚至掩蓋了原先意圖的效果。

基進派及革命人士的問題在於 Frederick Hayek 所謂的「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錯誤地認為透過理性計算及政治意志，就能好好設計這個社會，進而改善人類的處境。漸進式的修補或許並不令人驚豔，但這是我們所能選擇的最佳方案。

當然，有人指出許多保守人士所偏好的改革，同樣產生大規模、破壞性的非意圖效果。例如，世界銀行在許多貧窮國家施行的結構調整方案，造成了極大的浩劫。更有甚者，在特定的情況下，保守人士本身也倡議基進、全社會的制度改革方案，例如在 1990 年代，為了將蘇聯的計畫經濟改造成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實施的「震盪療法」，後來證實的確帶來災難。

儘管如此，對保守人士而言，以下的一般性宣稱仍相當可信：有意識推動社會改革的計畫的規模及範圍愈大，我們就愈無法事前預測所有變革帶來的相關影響。

一般而言，左翼的基進人士不接受上述這種對人類可能性的想像。基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下）一直堅持，人類有能力全面重新設計社會制度。

誠如馬克思自己強調的，這並不意謂著我們能在創造替代方案的機會出現前，就設計好有具體細節的制度藍圖。能夠事先設想出來的是替代現存制度方案的核心組建原則，這些原則將指導後續制度建構中嘗試錯誤的實際過程。當然，各式各樣的非意圖效果都將出現，但當它們「在革命之後」出現，就能被順利處理。重點在於非意圖效果未必會對解放方案本身構成致命的威脅。

無論這些立場哪一個聽來較為合理，相信基進方案有可能替代現存制度的信念，在當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要角。以下陳述是有可能的︰社會民主改革的政治空間擴大（或至少部分擴大），是因為對資本主義採取更基進的斷裂被視為有可能，而這種可能性主要仰賴的又是許多人相信基進斷裂是可行的。

認為革命性的社會主義可行的信念——尤其在蘇聯及其他地方的重要歷史經驗的支持下——讓做為一種階級妥協之形式的改良式社會民主更可能達成。漸進式修補社會制度的政治條件，很大程度仰賴於是否擁有較為基進的願景，展望可能的轉型。

當然，這不是說只因這些信仰提供了可欲的效果，我們就必須支持對於未來可能性的錯誤信仰，而是說對於基進替代方案的合理願景，輔以堅實的理論基礎，將是促成解放性社會變革的一項重要條件。

在我們如今身處的世界中，人們經常嘲笑這些基進的願景，而不願認真看待它們。隨著後現代主義者拒絕「宏觀敘事」的風潮，即使是在政治光譜上左傾的人士，在意識型態上也排斥宏大的設計。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我們得放棄具有深刻平等主義涵義的解放價值，但它確實相當程度反映出，如今人們犬儒地看待人類實現這些價值的能力。這種犬儒態度繼而削弱了進步的政治力量。